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中，有过26名秘书，在这26名秘书中，与陈伯达、叶子龙、田家英等人并称为“五大秘书”。

  可以说，是毛主席最信任的秘书之一，他自1941年开始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在毛主席身边当了整整25年的秘书。

  他们二人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毛主席对也十分的欣赏，甚至当众说“靠乔木，有饭吃”，也曾盛赞是“中央第一支笔”。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59年时，毛主席竟然严肃地批评了一顿，说道：“你不过是个秘书！”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毛主席对当时已经跟在自己身边18年的秘书发这么大的火呢？他和之间还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41年2月初一个清爽的早晨，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教务长的正准备出门时，遇到了中央秘书长王若飞。

  王若飞见到后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吓了一大跳：“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将你调到他那里去做秘书。”

  对于这件事，绝对没心理上的准备，他赶紧回答道：“这不好吧？给毛主席当秘书这件事情，我怕我做不好，因为我从来就没做过秘书工作。”

  之所以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是因为他自从到了延安后，从没有跟毛主席说过话，不知毛主席为何会叫自己去当秘书。

  谁知王若飞听后哈哈笑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不要谦虚了，让你给毛主席当秘书这件事情，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他早就注意到你了，说你是个人才，最近毛主席那边人手不够，所以叫你去给他当秘书，你现在同时也是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了！”

  事实上，的确是一个人才，而他能来延安并被毛主席看中，可以说充满了机缘巧合。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运动，没事就抨击的对日妥协行为，因此被列入了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的“黑名单”，上了通缉令。

  不幸的是，入党没几天，就因为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叛变孤身逃往上海，然后在朱志清先生的帮助下去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就读。

  当时杭州大学英语专业这一届包括在内，总共只有三名学生，因为在浙大内宣扬思想，遭到了时任浙大校长郭任远的厌恶。

  在准备读大四时，郭任远令人将的期末考试成绩从80多分改为了50多分，然后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将开除，因此只得又一次去了上海，投靠党组织。

  当时上海党组织也并不好过，的日益严重，因此1937年春天，又跟着党组织迁往了延安。

  到了延安后开始做青年宣传工作，在工作期间展现出了他卓越的才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十二三岁读初中时就很喜欢阅读《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还曾去就读的初中做过演讲。

  因此，可以说与《中国青年》颇具渊源，作为杂志忠实读者的十分懂得青年人的喜好，《中国青年》在他的领导下，逐渐产生了不一样的风格。

  193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也就此进入了毛主席的视线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不久，毛主席原秘书周小舟外调至冀中区委当宣传部长，毛主席身边因此急缺人手，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点名要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

  对毛主席敬仰已久，对毛主席亲自点将让他当秘书这件事情十分感激，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些顾虑，当他走到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处报道时，内心十分的惴惴不安。

  毛主席见到这名29岁的年轻人后，亲切地让他坐下，询问了他的大致经历后就投入工作中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毛主席伏在桌面上一言不发的工作，感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了想，走到毛主席身边，看到他正在校对文件，于是主动跟毛主席说道：“主席，还是我来干这件事情吧。”

  毛主席听后抬头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你这算是找对任务喽！”然后手把手地教导他如何校对文章，并叮嘱他“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

  能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对于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毛主席身边最开始的几年里，扮演的都是“学徒”和“助手”的角色。

  开始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后，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主席的悉心教导下，有了极大的进步，1941年6月甚至开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写的第1篇社论与苏德战争有关，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德国及其仆从国兵分三路进犯苏联，在战争爆发前，苏联虽然从各种途径收到了德国可能入侵的情报，但是苏联方面并没有十分重视，没做好战争准备的苏军被德军打的一退再退。

  当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立马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谁也不能拿下谁，苏联在苏德战争中的表现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毛主席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他对苏德战争倒并不担心，作为一个天才般的军事家，他已经提前预料到了苏德战争的最终走向，坚定地认为苏联必胜，德国必败。

  他担心的是，苏德战争会对我军和蒋介石的抗日信心造成影响，万一蒋介石坚持不住投降了，那中国就线日晚上，毛主席将叫到了自己居住的窑洞内，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后对他说道：“

  德国方面师出无名，没有办法进行精神动员，而苏联方面却是在保家卫国，因此士气民心都很旺盛。

  德国四面出击，形式上是外线作战，实际上却是内线作战，处于被包围被攻击之中，随着战线越拉越长，战区越扩越大，德国的供给和联络很有可能会被切断，而苏联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德国国内政治不稳定，国外也陷入孤立，而苏联与之相反，内坚强而外多助。”分析完德必败，苏必胜的理由后，毛主席想了想，又补充道：

  苏联的胜利并非唾手可得，重大牺牲与一时一地的挫折不可避免，但全人类与全中国的战斗信念是‘中必胜，日必败，苏必胜，德必败’。

  说到这里，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要求现在就动笔写一篇社评出来，待自己审核后明天就见报。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将这一篇文章创造了出来，毛主席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后，只做了些许的修改，就对说道：“可以了。”

  毛主席并没有表扬，是因为他对秘书要求十分严格，一般很少表扬，但他从心里对这位“学徒”的表现十分认同。

  在之后的相处中，毛主席发现总能第一时间把握住自己的想法和意图，也渐明白了自己秘书工作的真正内涵：“将毛主席的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词反映出来”。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同志在挖窑时为掩护战友牺牲了，觉得这是一个教育全党全军的大好机会，于是请毛主席为张思德同志开一个追悼会，并作一个讲话。

  毛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不过因为他事先没做准备，所以只是即兴发表了一篇讲话。

  回去后，根据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和意图，整理出了一篇新的文章，经毛主席修改加工后正式发表，即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情让毛主席对的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乔木经常按照毛主席提供的题目写一篇具体的文章，经毛主席修改后以“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的身份发表。

  解放战争期间，曾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当时我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紧追不舍，这种给一个题目就能很快写出来一篇文章的能力无疑显得十分重要。

  当时我党虽然有不少的“笔杆子”，但像这样“身边有匹马就能写一篇社论”的奇才可没几个。

  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里，为新华社写了差不多有三四十篇的社论新闻和评论稿，因此，毛主席才会骄傲地称赞他“靠乔木，有饭吃”，意思是如果靠别人的话，那可能就只有半碗饭吃，甚至有可能没有饭吃。这一年的经历让毛主席确认已经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干部了，因此当1948年4月党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就被毛主席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对他愈发重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直接将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让成为了我党的“舆论大管家”。

  1950年1月12日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造谣苏联对我国华北地区有想法，甚至“几乎吞并了满洲”。毛主席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篇驳斥艾奇逊的文章，用密电发回北京，要求“

  1月20日，新华社正式以新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电讯《驳斥艾奇逊的造谣》，就此正式为外界所知。当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看完这篇电讯后，还曾专门问毛主席是谁，可见当时是多么的默默无闻，也可见毛主席对他寄予了多大的厚望。

  然而，饶是如此得到毛主席的信任与重用，他还是难免遭到毛主席的批评，最出名的一次就是1959年的那一句“你不过是个秘书”。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我党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正式提出：争取在年内实现钢铁翻一番，为争取实现生产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

  当时国内只生产了400万吨钢铁，想要在4个月里面继续生产近700万吨钢铁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当时会场内充满了乐观精神，毛主席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念了李商隐的一句诗：“

  因无人反对，年内生产1070万吨钢铁就此正式成为了1958年的生产指标。不过，想实现这个目标无疑是很难的，因此在1958年11月28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压缩上制定的高指标，并制定了1959年的“四大生产指标”。

  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觉得指标还是有些高，在会议结束时找到起草公告的，劝他跟毛主席说一声，建议还是不要把四大指标的具体数字写入会议公报中。

  却不敢跟毛主席转达陈云的提议，因为会议公报已经拟定完了，而且毛主席也已经审阅批准了，现在去跟主席说要修改的话，他担心毛主席会发火，所以没有将陈云的提议转达。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时，陈云向毛主席提出了自己针对指标的意见，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认同了陈云的想法。

  在两人的闲聊过程中，陈云主动跟毛主席提起5个月前自己曾跟说过此事，毛主席听后十分愤怒，当时的陈云是党的中央副主席，他没想到没有将中央副主席的意见转述给自己，于是立即将叫了过去，生气的批评道：“

  毛主席的批评让充满了自责和内疚的情绪，再加上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超负荷的工作，逐渐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及至1961年，他的病情越来越重，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只得于8月17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病情说了一遍，请毛主席批准自己休养三四个月再重新工作。

  毛主席收到信后对的情况十分重视，专门给他设计了休养方式，让他不要只在一个地方休养，最好“随气候转移”，四处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管时事，这样可能康复得会快一些，而且，不要只做休息几个月的打算，必须要做好休息一、二、三年的打算。

  事实证明，的病并不是“一、二、三年”就能好得了的，一连休息了好几年。虽然名义上仍然是毛主席的秘书，但是实际上已经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不过，他和毛主席的感情并没有因距离的遥远而变淡。

  1964年的10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一件是我国第一颗成功引爆。

  对这两件大事激动万分的接连写了13首诗，寄往北京请毛主席阅读，毛主席认真读完寄来的诗词，并进行了些许的修改后批送《诗刊》进行发表。

  当看完毛主席修改后的诗词后十分高兴，觉得这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于是在11月又续写了三首诗给毛主席，经过两人书信交流后，的《词十六首》最终于1964年末定稿，并于1965年元旦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随着休养日子的增加，越来越怀念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1966年4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思考要不要去拜访毛主席时，收到了一份要他去北京的通知，没有第一时间动身，他想要见一见毛主席后再去北京。

  当时毛主席有些事要处理，所以暂时没时间回复他，只得带着惆怅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

  结果他刚走到上海就接到了一通来自杭州的电话，说毛主席要见他，赶紧调头回到杭州和毛主席见了面。

  毛主席和的这次会面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毛主席在离开之前，曾叮嘱他到了北京要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情况。